郑琳
第一次见到李彬是在太原。1月，我随一个记者团去山西采访环保问题。正在和山西省委、省政府、省人大的领导交流情况，中间休息的时候，李彬突然闯了进来。当时我们看到一个中等个，穿着黑乎乎的棉袄，外罩一件刺眼的红棉背心，戴一顶破棉帽，脸色奇黑的中年男子。因为他的进入会场引起了一丝骚乱。 几个好奇的记者围了上去，万一能挖点儿新闻呢。我也是其中的一个。中年男子咧开嘴笑着，笑容里有一些谦卑，“我听说你们是宣传环保的，就来了。我也在宣传环保。你们是国家队，我是老百姓。”他冲我们点着头，点头的幅度很大，近乎鞠躬。一边递给我们几张复印纸。纸上有他的简历：李彬，福建省顺昌县埔上中学物理教师。1958年生。从1998年三月开始骑自行车在全国义务宣传环保，至今已达14个省，行程12000公里。 出于职业原因，我给了他我的名片，并约好等他宣传到北京给我打电话。10天后，我在北京见到李彬。在漫天的大雪里，李彬推着自行车，站在零下10摄氏度的冬日里。红棉背心和自行车上的红旗抖在寒风中都显出了几分灰暗和破败。
李彬来到北京，给我打电话说他想先去国家环保总局。他说他已经跑了两年，照了一万多张照片，写了几十本日记，想把他沿途看到的环保问题向国家主管部门汇报一下。于是，我们约好第二天再见面。
第二天，一见面他就告诉我，一会儿他要给国家环保总局打电话，因为“昨天正好领导都不在，我今天再去。”
“你和他们约好了吗？”
“约好了。昨天我都见到他们门卫了。他们让我今天再打电话。”
“给我几张你沿途拍的照片吧。”我说。
“我回头再给你吧，我去国家环保总局汇报情况得把照片给领导们看。”大概是怕我不理解，他又解释说，“两年了，我沿途无论受了多少苦，都是拿北京、拿国家环保总局支撑着自己。现在我终于到了。我一个人孤独地跑了两年，到了国家环保总局就算是到了家了。”
面对李彬一副无限神往的虔诚，我不敢说这不是环保总局的业务。我换了个话题，“你怎么想起来要做这件事，经费从哪儿来？”
李彬的脸色一下子黯然起来，“我正在为经费的事发愁。过两天，我就打算回一次家，再向领导们申请申请，但我一点把握都没有。”
李彬说他所任教的中学后面有一个磷厂，家后面还有一个氨厂，排出来的都是废气和废水。原来他以为只有他周围的环境是这样，后来寒暑假去些别的地方，发现环境污染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，于是就开始留意环保问题。
“那是1994年。我们有些老师空余的时间好打打牌。我不会打牌，也不抽烟喝酒。我就把全部的空余都放在环保上了。我那时候只要开电视，就只看环保节目，看报纸也是。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原来环保在世界上都是大问题，而且中国的环保问题尤其严重。”
李彬说他收集了好多资料，自己还编写了一本《环境焦点》的教材。为了编这本教材，几乎每天都干到深夜。
“你是教物理的，编环境的教材上课有用吗？”
“其实没什么用，我就是喜欢，也觉得环境问题非常重要。我在课上有时间的时候也给学生讲一点环境问题，同学们反响都特别好。可是学校没有环境课，我也不能讲太多了。”
“我第一次背着学校出去义务演讲是1996年10月9日。我至今还记得这日子。埔上学区上元小学的校长罗木生是我的好朋友，他鼓励我去他们学校演讲。那是一个小学校，全部师生加上工友才72人。当时我也很紧张，准备了好长时间。结果效果出奇的好，他们学校所有的人都去了。我从天到地，从古至今地论述了人与地球的关系，整整讲了三个小时。我讲的时候，会场鸦雀无声。讲完了他们都说我讲得好，从学生到工友都说从来没人告诉他们这些。我也非常感动。”
“你做的是好事，又是义务的，大家也欢迎，干嘛还要背着谁？”
“我怕学校领导不理解，认为我不务正业，不高兴。也怕别人讲七讲八的。现在，就是做好事也很难呀。”
李彬说他从第一次的演讲中获得了自信，开始利用个人关系，一家学校一家学校地联系去义务演讲，宣传环保。有些学校一两千名学生，让大家安静下来听一个人讲话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但李彬一开始讲就全静下来了。有时候麦克风不好，李彬就只能大声喊，常常一场讲演下来，嗓子就失了声。
有人把李彬的事写到了报纸上。李彬的“地下工作”终于被学校和教育局发现了。遵从县教育局的指示，学校为了支持李彬，给他调了课。每周的课时不变，但时间安排较集中。有了时间，又不用藏着掖着了，李彬演讲的热情更高了。
李彬演讲的范围越来越大，连县教育局也听过他的演讲。这时候，有人建议他可以去别的地方讲，甚至去别的省。
李彬先是打了个停薪留职报告。当时的县教育局局长听说后，跟李彬说，停薪怎么行，你家里能有多少积蓄够你做这件事。“我非常感动。本来是我自己要做这件事，我没想到学校还能继续发我工资。”
1997年底，李彬开始了上路的准备。他想，到了外面宣传，能在学校固然好，一来应该让孩子从小就养成环保的概念，二来学校的学生人多，宣传效果也好。但是双休日怎么办，肯定还是要在街头宣传。要是有个乐器演奏，一定能吸引公众。李彬喜欢音乐，也会拉小提琴、二胡什么的。但这两样乐器声音太小，李彬想到了萨克斯管。李彬不会吹萨克斯，花了1800元买了萨克斯后，想着宣传环保还要花很多钱，就没敢请老师教。自己摸索着吹，再跟着电视教程学，竟然也学会了。那件萨克斯，就一直伴随着他走了两年。
1998年3月，李彬正式踏上了在全国宣传环保之路，可刚出县门，就遭到了拒绝。“我还想到了让各级领导部门盖个章，工作起来方便。但当时，县里盖了，我想，一路宣传到市里和省里再请省市相关部门盖，结果不行。”
李彬在邻县的一家中学希望联系演讲。他拿出了盖着县环保局和县教育局公章的“同意李彬宣传环保”的材料。该校还有一个李彬的熟人证实他不是骗子。但那也不行。校长的理由是：你们顺昌县的公章管不了我们。除非你有我们县或者是上一级领导的章。“义务的？义务也不行。谁知你有什么目的。”
“我想，我怎么也得闯过这第一关。一咬牙，我放下自行车，就坐了9个小时的火车去了省城，盖章！”
李彬没想到这章一盖就是一个月，光坐火车就来回跑了三趟，花了1000多元。先是说他材料不全，拿了材料回来领导又去开会了。后来是怀疑他身体不行，“万一你半途而废了，我们怎么能给你盖这个章。”身体过了关，又有领导怕他是为了游山玩水。
“当时我觉得特受委屈，我能为了玩吃这么大苦吗？我宣传到浙江雁荡山时，旅游部门给了我4个景点的票，我只去了一个，还是为了看他们的生活垃圾处理情况。我把那三张票还给他们的时候，他们都很惊讶，说从来没有碰到过来雁荡山不玩的。我说你们的景色是很美，以后有时间我会带爱人孩子再买票来玩，但我今天来这里是为了环保。结果他们把那三张票送给了我做纪念。我想现在我们领导应该不认为我是为了旅游了，日久见人心吧。”
在福州，环保局的宣教中心给他安排了住处，但却对他很冷淡。李彬想搞个座谈，被拒绝了，因为“座谈会要花好多钱，哪有这么多钱”。一天，一个住在福州的亲戚来找李彬。宣教中心的一位干部看见了她进门，走的时候却没看见。第二天，领导一大早就把李彬叫了去，训斥他乱搞男女关系。“这件事，是我心里的一大阴影。一个干部悄悄告诉我，其实，这无非是想轰我走。”
李彬说他一路宣传过来，很多地方的环保局宣教中心对他都很冷淡。在浙江，一个县的环保局干部像轰苍蝇一样把他赶出了门；另一个县的环保局宣教处长则说，“有什么可宣传的。就是你这样的人闹的，老百姓老为环境的问题来投诉。现在的环保意识不是弱了而是太强。你这不是找麻烦嘛。”
一次，一个宣教中心的宣传部长对他说了实话，“我要是你，我就回家，不干这事。你想呀，你在这儿，看见了我们省环境的问题，我们能欢迎你吗？”
“我一直以为，我的行为和环保部门的愿望是一致的，但没想到是这样。”
李彬说他去环保局，听得最多的就是，像你这样的人多得要命，我们都接待，哪接待得过来呀。“像我这样的人真的特多吗？可我这两年一个也没听说过。我在学校和街头演讲，大家也都说从来没见过像我这样的人。”
在甘肃平凉市，李彬发现一条河里流着浓浓的造纸污水。河边的群众不敢用河水，只是盼着下雨。李彬在河边照了像，再往前走，又发现了另一处污染。李彬找到平凉市环保局，环保局对他的到来非常不感兴趣。
李彬问，“平凉市有污染吗？”得到的回答是，“我们这里只有贫穷，没有污染。该治理的全治理了，你没必要在这儿宣传。”李彬说了那条河，环保局的官员有些尴尬，“只有那一个问题，我们会解决的。”“真的只有这一处污染？”“当然，那还有错？”“我还看到一处污染……”
李彬说他原来一直认为，环保局是监督环境的，应该欢迎像他这样义务帮助环保局监督环境的人。但李彬一路上遇到了太多环保部门的冷脸，“后来我才发现，他们是不太欢迎我的。”
在安徽，当地的环保局请李彬吃饭，李彬说了他刚刚考察到的水泥厂的粉尘和发电厂的废气问题。环保局很客气，“我们会重视你的意见的，会尽快治理。”本来到此为止也算皆大欢喜，可李彬不识相，“等治理好了能否麻烦领导给我寄张照片，否则我会牵挂的。”当时就冷了场。等下午在街头宣传的时候，原来环保局说好派一个工作人员协助他，也没了影。
时间到了，没等我提醒，李彬就说，“对不起，我要先给国家环保总局打电话。和人家说好的，我不能言而无信。”
李彬的电话足足打了一个小时，从一个处被推到另一个处。每打通一个，李彬都不厌其烦地把自己的情况认真地向对方做介绍，而电话的那一端，总是两三句话就让李彬的脸色从晴转到阴。李彬的电话不断地打，要求也在逐步降低，先是希望座谈，后来降到只去汇报10分钟，再后来降到能否把自行车存放在国家环保总局，因为他要坐火车回家，自行车不好带。电话那边大概是怕自行车丢了，我听见李彬说，“要是在环保总局丢了，那我也认了，不会给你们找麻烦的。”
最后，李彬终于挂了电话，愣愣的，半天没开口。
“要不，你把车先放在我们单位？”
“不用了。”李彬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。继而，他又提高了声音，“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在地方，总是打肿了脸充胖子，想着到了北京，把我沿途看到的环保问题向国家汇报，国家一定会重视的。”
李彬拿出一摞摞的照片，“这两年，我花钱最多的就是这些照片。这都是中国环境的真实记载呀。可是……看来我在北京是用不着了，你都拿去吧。”
李彬从衣服里拿出一个夹子，里面是一位女士的标准照，很清秀。“这是我爱人。以前，我是个靠信念生活的人。但现在，我只靠她，靠幻想在生活。”
李彬走了。破旧的红棉背心消失在北京刺骨的寒冬里。他说，他还会回来的。而我并不敢肯定，到了春天，是不是还能见到他。
我终于决心把这一切记录下来，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，最不应该“消失”的，正是李彬这样的人——尽管他是如此的微不足道……
（《中国青年报》2．2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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